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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在政治上,也有了一些进步的表现,同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对群众的抗日运动有所开放,全国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气象。但是,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一党专政的基本立场,对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存有诸多疑嫉。国民党统治集团害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越出自己的控制,尤其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它所推行的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这条路线不可避免地要给抗战带来很多困难和障碍。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以多种方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建议和方案,希望能够影响、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改变政策,真正实行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动员全国民众,实现全面抗战。
    南京失守前夕,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机关大部西迁武汉。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组织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继续推动国民党的改革和进步。不久,两个组织合为一个,对内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为成员,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长江局领导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等省以及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党的工作。长江局成立后,迅速恢复和建立各地党组织,大量发展党员,积极领导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长江局除设组织部、宣传部和党报委员会外,还有民运部,并先后建立了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委员会,负责领导各方面的群众救亡工作。在武汉,出版公开的党报党刊即《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及其他抗日书刊,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同时,完成新四军的组建工作,指导新四军出动到皖南、苏南和皖西抗日前线。在湖北的七里坪、汤池和河南的竹沟举办训练班,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培养一批干部,并在敌后地区组织起几支抗日游击队。在长江局的动员组织下,大批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仅河南就有1万多名城市工人、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到乡村开展救亡工作,参加抗日游击战争。长江局还向延安输送了一大批知识青年。总之,长江局为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也为发展华中的敌后游击战争做了相当的准备。
    长江局还代表中共中央开展对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负责与国民党当局继续就加强两党关系问题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多次提出,国共合作应当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国共两党应当协商,正式公布共同纲领,并提出加强合作的具体建议。开始,蒋介石表示同意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并起草共同纲领。但国民党统治集团总是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力图通过合作来“溶化”和取消中国共产党。因此,国共双方在谈判过程中草拟的共同纲领草案虽于1938年春完成,却被国民党中央长期搁置。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工作也陷于停顿。这两个问题始终未能获得解决。
    但是,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和共产党的推动下,在全国人民及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呼吁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某些诺言,采取一些改革措施。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主要是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的经验设立政治部。政治部的领导大权固然是由蒋介石嫡系的有力人物掌握,但也邀请周恩来、黄琪翔(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副部长,郭沫若任掌管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为了巩固国共两党在军事上以及政治上的联合,推动国民党军队的改造,并便于对国民党的各个派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4月1日,第三厅正式组建成立。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团聚了一大批致力于抗日民主运动的进步文化工作者。他们广泛深入地进行救国宣传,推动抗战文化工作的发展,并开展对敌、对国外的宣传。此时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全国歌咏协会和全国战时教育协会,都是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些协会的部分领导人,同时担任第三厅下属机构的领导职务。第三厅还以政府的名义,大力协助各协会冲破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统制政策,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第三厅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
    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国共合作,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须发布以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在这一纲领下,遵照孙中山先生联共的精神,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继续改善政治机构,整顿地方政府,洗刷贪官污吏。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虽然在坚持抗战和开放民主方面,接受了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但却没有包括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关于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等许多重要主张,而且有不少内容不过是好听的诺言,根本不打算实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例如纲领也说要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其实是要统制和包办民众运动。事实上,在通过这个纲领的前后,国民党当局在上海、西安、武汉等地压制群众的抗日活动,解散了许多群众组织起来的很有影响的抗日团体。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有各党派的成员参加,国民党占大多数。它既不是各党派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而是一个建议、咨询性质的机构。国民政府以“文化团体代表”的名义,邀请共产党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七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发布和国民参政会的设立,表现了抗战初期中国政治的某些进步,以及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有条件地接受了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主张,因而它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基本上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这些进步的方面,得到了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是很不彻底的。它始终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没有正确地解决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组织形式等重大问题,因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发布日期:2014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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